本来想着有空去逛逛吴石故居，没想到突然火了，那就先不去了，先找几本书了解下在台隐蔽战线上的一些故事。

每个人关注的点有所不同，书还是自己读比较好，我摘抄一下我觉得有意思的笔记。电子书链接放这里：《冷月无声》+《朱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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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香山公墓墓碑后记：吴石，字虞薰，号湛然，一八九四年生于福建闽侯螺洲，早年参加北伐学生军。和议告成乃从入伍生、而预备学校、而保定学校，嗣更留学日本炮兵学校与陆军大学。才学渊博，文武兼通，任事忠慎勤清，爱国爱民，两袖清风，慈善助人。抗战时期运筹帷幄，卓著功勋。胜利后反对内战，致力全国解放及统一大业，功垂千秋。台国防部参谋次长任内于一九五〇年六月十日被害于台北，时年五十七岁。临刑遗书儿辈，谨守清廉勤俭家风，树立民族正气，大义凛然。一九七五年，人民政府追赠革命烈士。夫人王碧奎一九九三年二月九日逝于美国，享年九十岁，同葬于此。

2、吴石与福建同乡，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私交甚笃，特别是对陈嘉庚先生坚持抗日的言行大义深为佩服。吴石清楚记得，1938年10月，陈嘉庚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从新加坡打电报给正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提出议案，建议确定：“敌人未退出国土之前，公务员谈和平者便是汉奸国贼”（列入提案时文字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当时担任“议长”的汪精卫，在宣读这一提案时，脸色突然变得苍白，提案很快获得通过，人心大为振奋，使一时笼罩重庆的企图对敌妥协的气氛顿时消失大半。著名记者邹韬奋当时兴奋地报道：“这寥寥11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不及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3、其中使我印象最深者为某集团军少将总参议吴石的通讯。他有关《共党阴谋叛乱及其对策》的研究报告，极其精湛。该文洞烛先机，见解深刻，不独文情并茂，亦且有胆有识。我当时经办此稿时惊由前所未曾有。于是签注'拟汇呈委座’字样，经主任（陈果夫）批示'可专呈’，于是将原稿一字不改的项目呈阅。嗣经委座亲批'继续研究’，继又批'嘉勉’两字。此文我曾录一副本，以为参考。自此在我心目中的吴石是一位忧国志士与锦绣才人，使我对吴君的印象，经久不能去怀。后来胜利还乡，我当选东北区立法委员，于民国37年（1948）4月赴南京开会，偶然在乡长王润生先生府上碰见老友王醒魂。醒魂陪着一健壮的中年人坐在王府客厅，这便是我意念中的忧国之士、现任史政局局长吴石将军。我乍闻吴君之 名，立即呈现惊喜之神色，当及询问对方是否为在几年前曾与'侍三 处’通讯提出'灭共’建议的吴石？对方连称是后，我立即伸出友谊之手，诚恳的表示曾奉命复函嘉勉，并倾吐个人仰慕之忱！”

4、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的结论，给出了具体答案：吴石同志于1947年即开始为我党工作。1947年4月，中共中央上海局的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以及负责统战、军运工作的张执一与引荐者何遂以及何遂之子中共地下党员何康在后称上海锦江饭店的华懋公寓会见并宴请了53岁的国防部史政局局长吴石。这是吴石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开始。

5、3月，吴石冒险向中共提供国民党“国防部”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等一组绝密情报。何康回忆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49年3月，吴石亲自到俭德坊，把一组绝密情报亲手交给我，其中有一张图比较大，是国民党军队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我当时很注意地看了，使我吃惊的是，图上标明的部队番号竟细致到团。我知道这组情报分量之重，迅即交给了张执一。关于这组情报，渡江战役时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的张震将军，曾两次向我提及。一次是在上海解放不久军地干部集会见面时，他知道我是上海地下党的同志，高兴地对我说：'渡江战役前，我们收到了上海地下党送来的情报，了解了国民党长江江防兵力部署的情况，这对渡江作战很有帮助。’另一次是我担任国家农业部部长以后见面时，他再次讲了类似的话，并提到准确的情报对确定渡江的主攻方位是有参考作用的。

6、话要回到大半年前，一场无情的大灾搅动着吴石的心。那是1948 年6月，福州发生特大洪灾。当时的福建《中央日报》以“洪祸袭榕，百年仅见”为题作了报道。文中描述颇为细致：“福州顷遭一百年来第二次最大洪水浩劫，倒塌房屋数以万计，惨遭压死及溺死之市民亦以千计，受灾者逾二十万人，财产物资之损失可能达四五十万以上，洪流系于十七晚开始登陆，十八日黎明疯狂冲入市里，以每小时高涨一尺二寸之速度，有如可怖之闪电，迅即浸入全市任何一个角落，使人猝不及防，市内南台商业区城内名区及广大之郊区尽成泽园，水深自二丈至数尺不等，仅于山、乌石山、仓前山高地及不及十分之一之较高地区得免于祸。洪流之巨，来势之猛，据将近百龄之老者言，仅清同治六年曾有同样情事，惟当日灾情则不若今日之惨烈。”

7、为了掌握福州高层动态，进行策反，吴石频繁邀请福州高官要到温泉路府中吃饭，在攀谈中获取情况，进行策反。吴石官邸一时人来人往。这在李以匡《蒋介石下野后在福州召开军事会议前后》得到印证：“今年（指1949年——笔者注）5月底他来福州。不久邀我到温泉路家中吃饭时，说：（1）福州易攻难守，最大的地障是背靠乌龙江；（2）福建是山岳地区，便利于打游击，但打游击乃是共产党起家本事，我们的游击本事比共产党差远了；（3）从三年国共战争来看，今日之国民党无可战之将，也无可战之兵，他这个绥署副主任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样也是饭桶；（4）当今之计，从政略、战略、战 术、战斗的诸方面来看，一线之望可以持久者是守岛屿，因共方无战船不能水战。”

8、6月21日上午，蒋由台北松山机场直飞福州，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在义序机场召集驻闽部分团以上军官临时军事会议。这是福州战役前国民党政权的重要军事部署。蒋介石一身戎装，从台湾坐“美龄号”专机飞抵福州。汤恩伯、朱绍良率一长列福建党政要员在机场“接驾”，并组织盛大的欢迎仪式。可蒋介石只在机场的办公大楼召开军事会议，作一番打气和训话，要求众将与共党作殊死战，死守福建，巩固台湾。对在座各位将领训示一顿后，蒋声嘶力竭地说：“台湾将是党国的复兴基地，它的地位的重要性异于寻常。比方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没有福建即无以确保台湾。以福建而言，守不住闽江以北，闽南也难确保。”福建是台胞和南洋华侨的祖居地，“如果他们知道福州丢失了，就更误以为我们国民党彻底失败了。这种心理的变化就会使我们失去海外侨胞的同情与支持。”会上，蒋介石对福建防务、军队调整及后勤补给、工事修造等做了布置。

9、17日晨五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发起总攻福州的命令。 随着三颗红色信号弹升起，担任攻击的二十八军，由西洪门从西向东，三十一军由东向西，几乎在同时向福州城发起猛烈攻击。福州之敌精神支柱已垮，再加上主帅临阵逃脱，更是无心恋战，在混乱中径自逃命。不到一小时，二十八军便攻入市区，直插朱绍良、李延年的指挥部，并和三十一军抢占市区的制高点仓前山，控制闽江万寿大桥。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一部控制了清凉山，防敌东逃。当天傍晚，东街口、南门兜、大桥头到处张贴一份《欢迎福州解放——敬告同胞书》，上面联合署名的是萨镇冰、丁超五、刘通、陈培锟、史家麟、何震、卢金三7人。其中前6人为福建知名人士，多为吴石的好友，卢金三系我四野城工部干部，这份联名告示对安抚福州民心、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特别的作用。

10、有材料称，吴石进入台湾后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为“密使一号”。这纯属虚构。也有资料称，吴石是战斗在台湾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且是中共特别党员。这是离谱的说法，无事实根据。事实上，吴石没有在组织上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在中华民族的关键时刻自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11、吴石这一渠道是大陆掌握台湾情况的重要管道。万景光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应万景光的要求，中共华东局社会部经慎重考虑，选派中共地下党员朱枫赴台，作为吴石的联络交通，以迅速获取台湾方面的军事情报，同时联络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在台期间，朱枫与吴石秘密会面6次。国民党军事机关及部队主官名册、国民党东南区驻军番号和人员概数，以及飞机、大炮、坦克的数量等人民解放军攻台急需的重要情况，通过吴石传向大陆。

12、1950年3月9日，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彻底变节。 由于他的叛变投敌，致使台共的高层干部大部分被国民党“肃 清”，台湾左翼分子和左翼机关也纷纷遭逮捕和破坏，包括地下党员在内的被捕人数达1800人之多，造成台湾现代史上的“扑杀红色时代”。

13、由于蔡孝乾供出所有组织成员以及前参谋本部作战次长吴石中将的潜伏身份，戴罪立功，在叶翔之亲自向蒋介石力保下，不但留住性命，还晋升为国民党中央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及国防部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少将副主任。他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1970年被译成多国文字，1968年以来他以江西苏区回忆及红军长征回忆为主题写了多篇文章，并著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等。1982年死于台北，终年74岁。

14、一刻钟后，刑车抵达一个叫“马场町”的地方。这是河边的一片坡地，空旷而荒凉。1950年6月10日下午4时30分——历史艰难又庄严地定格在了这个令人悲痛的时辰！刽子手连开两枪，杀害了年仅57岁、正处壮年的吴石将军。 吴石将军倒下了，两粒泯灭人性的子弹穿透他的胸膛，将他的心脏拱出。他迎面卧倒在血染的坡地上，“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告我翁”——这位出生在闽江边的山乡子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追求。

15、吴韶成现已退休，退休前为河南省冶金厅总经济师，为发展中国有色冶金工业付出大半生的努力。他的足迹由南至北，再由北至南，从南京大学毕业后先是哈尔滨工作，后到沈阳、北京工作，最后落脚河南郑州，在郑州铝厂、中国铝业公司、河南省冶金厅致力有色冶金工业研究，成为中国有色铝业的开拓者和对外开放的最早实践者。1972年2月，处于困境中的吴韶成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门发出了求助信，恳请中央对其父问题作出结论，信中写道：“我是冶金工业部原中国铝业公司的干部（机关在河南郑州），一九五二年南京大学毕业，一九六六年三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我父亲叫吴石，据原华东局台湾工作的有关同志一九五〇年面告：吴石曾长期为我党工作，提供情报，上海解放前夕，接受我党委托去台湾，继续进行工作，一九五〇年被蒋匪杀害于台北。死时身份是蒋匪国防部参谋次长。其妻及幼子幼女各一，在台受敌人残酷逼害，生死不明。并说：此事牵涉国家机密，不便向本人详告，原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有档案可查。当时，我认为事情已是清楚了的，组织上是掌握的，更不应向党伸手要任何证明手续。此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重新审查我的家庭问题是完全必要的。据河南省省直机关六团负责专案同志说，虽有不少旁证及报刊材料，但缺少组织上的直接证明，迄难结论。因此，我五年多来一直没有恢复组织生活。”在1972年不平常的年份，这封信经过数月的周转，到达了周恩来总理和刚复出的老帅叶剑英手里，与吴石将军有数度交往的叶剑英当即批示，交代有关部门给予证明。之后，在周恩来、叶剑英的过问下，有关部门即派专人赴河南调查，并向河南有关单位出具了组织结论：“在我党的影响下，吴石同志于1947年即开始为我党工作，后按组织意图赴台湾执行任务，为革命事业做了不少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50年春因我台湾省工委遭敌破坏，吴石受牵连而被捕，该年夏天被蒋匪杀害于台北。当时为了保密起见，未给吴石同志的子女发烈士家属证明书。今后，对吴韶成同志应作革命烈士子女看待。在政治上要关心其成长，给予应有信任，生活上有什么困难，请酌情给予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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